1938年3月29日，武昌，蒋中正出席了临时代表大会，并在会上作出了一个重要决议：扩充特务组织，并将戴笠的特务处进行重组，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仁信优配，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军统局。
军统局的正式成立后，内部设立了三个主要部门：第一处是党务处，处长为徐恩曾；第二处是军警处，也就是复兴社特务处，处长仍由戴笠担任；第三处是邮检处，处长是丁默邨。戴笠的特务处虽然升格，但依旧保留了军统的名号。与此同时，第一处和第三处则被合并，组成了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，简称“中统”。
在这次重组中，军统局的局长由贺耀祖兼任，并授予中将军衔，而戴笠则被任命为副局长，授予少将军衔。戴笠对此并无异议，因为他更看重的是实际掌控的权力。虽然他只是副局长，但实权却牢牢把握在手中。
展开剩余83%此时，戴笠的特务组织已经迈上了新的台阶，他充满信心，准备全力展开行动。然而，正当他摩拳擦掌准备大展宏图时，一封来自闸北站的电报，却把一切都推向了崩溃的边缘。电报内容简短但却意义重大：“张超已被福建省主席陈仪下令逮捕，恐有不测！”
那么，张超是谁？陈仪为何要逮捕他？张超，福建人，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毕业生，1933年加入了特务处，并被派往福建进行潜伏工作，后来担任闸北站站长，公开身份为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。陈仪当时是福建省主席，而戴笠曾帮助过他平息闽变，确保了他稳坐主席宝座。按理说，陈仪应该感激戴笠，和特务处保持一定的联系，但为何他会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，突然逮捕戴笠的人？
事实上，张超虽然能力出众，并且深得陈仪赏识，但他逐渐膨胀的野心让事情发生了变化。张超变得越来越骄横，独断专行，甚至开始不把陈仪放在眼里。为了扩大特务处在福建的势力，张超开始大肆卖官鬻爵，利用自己的关系帮助很多人上位，这虽然得到了陈仪的默许，但也埋下了日后矛盾的种子。
随着时间推移，张超越来越不安分，他开始插手福建地方事务，甚至公开要求在福建成立自己的武装力量。而陈仪意识到事情有些失控，决定成立情报处，将福建的特务组织统一起来，实行集中管理。而令张超失望的是，他并没有被任命为情报处的领导，反而是胡国振成为了新任处长。这一切都让张超心生不满，最终，他和陈仪的矛盾爆发，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。
在胡国振成为情报处处长后，他调查发现张超有贪污行为仁信优配，并向戴笠报告，建议将张超调离。为了避免与陈仪发生直接冲突，戴笠决定按胡国振的建议，将张超的职务撤销，并派严灵峰接替他在福建的工作。这一冷处理让张超极为不满，甚至对戴笠产生了怀疑。
然而，没过多久，张超亲自找到了戴笠，并带着几个民军头目提出要扩大特务处的力量，并建议成立“东南游击干部训练班”来培养新的武装力量。戴笠对这一提议表示支持，并同意张超开始执行计划。张超返回福建后，开始大力招募人员，并聘请了政治和军事教官，准备组建一支强大的游击队。
然而，张超在执行计划时遇到了一大难题——资金和装备问题。为了获得支持，他不得不向陈仪请求资金和装备，但陈仪显然不会支持这个计划，因为这正是他所忌讳的。没有得到陈仪的支持后，张超只好求助戴笠。
戴笠虽然理解张超的困境，但特务处刚刚改组，资金并不充足。于是，他想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，将张超招募的100多名学员送往湖南的中央警官学校进行特种警察训练班培训，而张超则被调往上海，担任行动队长。
这一安排虽然未能完全满足张超的要求，但也为他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。然而，就在张超即将前往上海时，他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。他心生不满，计划在离开前报复陈仪，于是联合地方武装和土匪，准备发动一场政变，推翻陈仪。同时，他还计划通过舆论攻势，把陈仪扣上“汉奸”的帽子。
然而，在张超准备行动之前，消息泄露，张超被陈仪秘密逮捕。戴笠得知后，焦急万分，立即向蒋介石求助，要求将张超从福建押解到汉口审查。蒋介石接到报告后，迅速做出了指示，但令戴笠震惊的是，陈仪竟然公然违抗蒋的命令，并在第二天将张超处决。
陈仪的行动不仅让戴笠感到震惊，也让他在蒋介石面前丢了颜面。蒋介石虽然感到愤怒，但也知道，戴笠这次是真的受到了伤害。尽管如此，蒋还是要求戴笠“顾全大局”，不要因为个人恩怨影响到整个抗战的进程。
戴笠心中有着深深的不满，但在蒋介石的劝说下，他不得不接受了现实，放下了对陈仪的愤怒。然而，他并没有轻易放过那些参与此事的人。为了复仇，戴笠暗中开始调查，并追踪那些与张超被杀事件有关的人，直到几年后，陈仪最终在一片“倒陈”声中被迫离开福建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戴笠几乎让所有与张超死亡相关的人都付出了代价，而陈仪，在戴笠去世之前，依然安然无恙。直到戴笠去世四年后，毛人凤接替了戴笠的职务，并最终为张超报仇，亲自结束了陈仪的生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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